5月8日开始，我国南方入汛以来范围最大，强度最强的一轮暴雨来袭。广东、福建、江西等地的省会城市相继变“水城”。

“逢雨必涝”已经成为我国中东部城市面对暴雨的通病。

城市连年“看海”到底应该归咎于谁？未来的城镇化过程中，应如何避免内涝风险？气象部门应当做些什么呢？记者为此分别采访了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副总工程师程晓陶、中国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教授倪允琪、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叶殿秀。

叶殿秀认为，从大的气候背景来看，极端暴雨事件发生的频率在增加，而一些城市低标准的防御设计不能抵御新的、极端天气事件发生所带来的冲击，导致灾害损失愈加严重。

倪允琪说，在气候变暖的情况下，城市容易成为暴雨袭击的目标。城市大量使用空调、冰箱使得室内温度下降，在热平衡作用下，必然导致室外温度上升。大量温暖空气抬升后与冷空气相碰撞，就会使得市内降雨强度比周边地区更强，加之城市粉尘量较大，容易形成雨核，这使得城市容易成为暴雨袭击的中心地带。

“这也是城镇化发展过程中，城市发展速度与基础设施，包括排水系统不配套产生的结果。”程晓陶进一步解释道。在我国，城镇化异常迅速的发展使得政府不得不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供水、供电等最急迫的生活基础层面建设上，因而无暇顾及排水系统的规划。此外，供电、供水部门往往各行其道，做不到“举案齐眉”，步调统一。

那么，在未来城镇化的过程中，是否可能实现“先地下、后地上”的理想呢？对这一问题，专家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。

程晓陶告诉记者，供水供电可以计价收费，但是雨水从天而降，无法分配到每家每户，因此，投资需要政府主导，政府规划。此外，以往供水、供电等各个部门各自为政的现象也会阻碍共同沟（即在小区建设之初，提前修建一条沟渠，将供电、供水，以及排水管线等全部埋入这一共同沟之中）的建设，这需要各级政府以及相关部门通过改革创造出新的机制，更好地促进各个部门之间的协作，打破部门各自为政、单打独斗的行为方式。

除了加强各部门协作，还有一些相应的法律法规亟待建立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日本、韩国等地的做法值得肯定。比如在日本，每个小区如若铺设水泥地，增加径流量，投资商就需要对此承担责任，如建设相应的雨水调节池，“消化”增加的径流量。

而对于已经建成的老城区，程晓陶认为“生米已经煮成熟饭”，不适合全盘推翻，可以采取多措并举的方法，弥补现有的弊端。

以往，排水部门盲目强调加大城市排水管道的宽度，容易造成河水满溢，河道周边出现漫溢的现象。因此，程晓陶提出了“源头控制”这一新理念。由于下垫面的变化，使得原本“体型较胖”的洪峰变成尖陡体型。一般来说，洪峰越“胖”，行洪能力越强，而尖陡型洪峰却很可能导致洪峰超出行洪能力，用排水系统抽到河湖之中的水容易“满溢而出”，造成水漫金山的局面，因此，“削峰”不失为源头控制的良策。而消峰的方法可以不拘一格，如将落在楼顶上的雨水用管道暂时接入雨水调节池，待洪峰过后再排入河中；此外，将绿地周边加高，使绿地成为临时的积水“储蓄所”，也能避免洪峰叠加，起到削峰的作用。

程晓陶同时提出，极端事件百年一遇，为此而设计建造高标准的防洪体系成本高、利用率小，并不划算。最为合理的做法便是增加承载体本身的抵抗能力。而提高承载能力需要通过进行灾害教育、灾害演练、完善应急预案等方式来组合实现，在受淹不可避免的情况下，这种做法可以有效降低灾害损失，使得灾害过后，承载体能够迅速得以恢复。

在预警预报之外，未来，在城镇化建设的防洪过程中，气象部门还能发挥什么作用呢？

倪允琪认为，在此方面，气象部门大有可为，比如气象部门可以建设一个内涝预报系统，根据各地的排水速度、降水速度的差别以及各地的地形特点等等，便可以预测出哪个地区在出现强降水时最可能发生内涝。“这样的系统在天津已经建成。”倪允琪告诉记者。

作为水利部门专家，程晓陶特别指出，气象部门的监测预警信息是弥足珍贵的。“例如南方降雨的‘五十年一遇’和北方降雨的‘五十年一遇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。根据气象部门对于过往数据的加工加之对未来趋势的分析，便能给予规划部门较为合理的建议。”

专家提出，预警预测还应当更加精细化，因为即便在红色预警区域之中，各个地区受淹的程度也不尽相同。在此区域之中，也可以细化出红、橙、黄、绿等不同区域，提醒在红色区域的公众需要加倍小心，绿色区域的公众则不必进行过多的防备。

此外，预报本身存在不足或者过度的可能性，因此进行风险评估十分重要，如可以将城市划成几公里一个的网格，将每个网格的风险临界值公之于众，使得公众出游时能够避免险情。

“气象部门在预报预测方面的进步有目共睹，而在未来，精细化的发展方向会对防御洪水起到更大的作用。”程晓陶如是说（转自中国气象科普网）